bokee.net

科研工作者博客

正文 更多文章

创新国家管理理念 构建和谐社会

创新国家管理理念 构建和谐社会

一、引言

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改革经验说明,创新发展的奥妙,在于创造一个能激励、孵化、哺育创新思维的保育机制,使其顺利渡过生命力弱小的前期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重要的是要建设有利于创新事物成长的社会环境,这要靠创新国家管理来实现。创新国家管理,构建和谐社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二、国家管理的困境

现实告诉我们,国家管理与企业管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由完全不同的理性支撑着:企业管理为求利;国家管理则是追求社会公平和整体和谐。政治经济学以局部利益关系的构建来演绎国家管理理论,用这种模糊了局部与整体区别的经济学原理生硬地套到社会系统结构上,造成学科研究的主旨迷失,理论与实际无法相符。毫无疑问,首先要有国家理念的创新思维,才能建立国家管理的科学理论。

建立国家管理的科学体系,要从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利益主体的特殊视角着眼,并与独立经济主体作对比来定性地把握国家管理的特殊本质,作为研究工作的突破口。国家作为特殊经济利益主体其突出特征归结如下:

1、不能自立的经济主体,其生存资源主要来源于公民社会的供养;

2、形式上的主体,主体实体化不确定;

3、利益获取与回报的无偿性;

4、从寄生到共生;

这些特点决定了国家机器不同于自负盈亏的经济利益主体。国家组织同公民社会建立了一种相互寄生的共生关系。所以国家管理不善的后果一般就是多养了些闲人,通常不会导致国家的瓦解。而独立经济主体如果管理不善就会导致其破产。这说明国家管理系统既缺乏张力机制也缺乏动力补充,导致系统的惰性和腐败滋生,管理陷于一种特殊的困境之中。而这样一个连自身管理都搞不好的管理体系,却要承担更复杂的国家管理任务,必然是力不从心。所以一个自身管理都成问题的政府,不管其理想和动机是怎样纯洁和高尚,都必然是弱公平社会。

三、理论前沿的困惑

不管什么样的政体,都存在着法的公正形象下掩盖着的公平机制的自我消解。这似乎不完全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逻辑的必然结局。

斯密认识到:自利的个人、自由的行为权,满足这些条件,就必然导致“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的效果,即社会福利的整体改善。显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合作最终达成双赢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因为自利的个人、自由的行为权,满足这些条件下的合作必须以双赢为追求的目标,否则有一方得不到好处都不可能形成合作。这看似简单的道理,构成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合理解释。

双赢有三种情形:强者与强者的双赢、强者与弱者的双赢、弱者与弱者的双赢。合作有两种形式:直接合作和间接合作。这里间接合作通常是通过市场中介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合作为基本形式。合作成果的分配在一个广泛的区间内都可能满足双赢条件,但分割点不一定刚好落在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特定点位上,这就可能造成双赢前提下的分配不公。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合作,作为强者一方,自然会以恃强凌弱的姿态强行取得最大利益。但要实现强者利益的最大化,分配给弱者的利益也有一个合理值,低于或高于合理值,强者利益都不能最大化。尽管如此,这种合作对弱者也应当是有利的,即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合理值都将大于不合作可能取得的最大值(共生的底线)。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一方面是合作自动组织的结果,另一方面还与一定社会环境相互依赖。国家政权是这种环境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国家必须限制垄断结盟才能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如果国家听任垄断联合,就会打破互利合作谈判的对等性,排斥双赢,自由社会的秩序势必受到破坏。但是,自由社会的法的设置将垄断与竞争控制在不侵犯公民的自由权的底线上,这就产生了在自由、平等条件下的不平等利益关系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可见,私有制、市场机制和国家治理体制三方面的综合作用形成了资产阶级法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尽力维持共生底线上的弱公平制度,是弱共生社会,随时都有共生底线被突破的危险,因此本身就不稳定也不和谐。

制度条件的设置规范着经济人利益主体的认同和趋利目标的设定,当一个人在特定制度设置中只能有共同利益一个选项时,他的行为就是典型的经济人行为,尽管他是为特定集团的共同利益而作为;但制度设定不明晰,允许个人能同时面对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两项选项时,这时他的道德感情就会成为支配他的行为的另一个变项,这类利益二元相关的数学方程通常没有唯一的解,求“解方程”的出路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在共生的语境下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我们发现,马克思力图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劳资关系的弱共生性和其中的不平等。在资产阶级法权保证下的合作中,无产阶级只能以劳动力商品的地位参加谈判,并只能按共生的底线略高一点的份额来分享合作成果。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发现,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事实发现,换成另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工人只能按共生底线[1][2]分享合作成果,而资本家则按独占的方式分享大部分合作成果。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认识,给我们以新的启迪:一个最小干预的小政府,一个自动调节的市场,和一个以良好动机为出发点制定的法律制度体系,构成了一个在逻辑上近于完美的制度体系。但事实上这种形式上近于完美的制度设计同样造成了隐形公平破缺。经典社会主义的情形,似乎是资本主义隐形公平破缺的另一个翻版。隐形公平破缺成了国家管理中的痼疾,难以消除。当资本主义隐形公平破缺出现时,人们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具体制度,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当经典社会主义以一种完全相反的形式重演着类似的隐形公平破缺时,我们再以同样简单的思维来批判社会主义体制,那就显得没有深度和没有水平。一种更超脱的说法是:隐形公平破缺这是共生社会的通病,是非独立经济主体系统复杂性所致。问题出现在更深的层次上——国家管理本质上就是实施一种整体与局部的交互作用,而这项关键技术至今还没有突破。问题的复杂性不再来自于数量复杂性,而是系统本质的复杂——共生社会的复杂性,不能用局部与局部、整体与整体相互作用的方法来解决,而是要用整体与局部交互作用的方法来解决。

四、 社会的共生进化与国家体系形成的自然法则

(一)、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晚期发展

恩格斯到了晚年,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人类起源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领域来,他似乎要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一种科学的社会共生理论之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研究了人的群聚性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恩格斯从摩尔根揭示的古代社会中看到,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两者以交互作用方式编织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多层面、并行性、立体的社会起源和演变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把亚当·斯密的同情心的形而上学冲得七零八落,代之以清晰的血亲关系、乱伦禁忌相联系的同情心的系统结构。如果说乱伦禁忌为家庭结构的稳定设置着一道道制度森严的“防火墙”系统,也正是这个防火墙系统,保证了血亲关系能以一种类似于原子核裂变的链式反应的速度扩张,将血亲关系扩散到一个更大的远亲社会。并最后导致血族集团的控制鞭长莫及,以及原来的部族社会为一种被称为国家的超血族集团的新社会机制所取代,国家的基层单位变成了地区集团了[3]。恩格斯通过分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沿着社会系统演化的历史轨迹,外延到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他看到,在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是同步发展、并行性演化的。他极为深刻地认识到,乱伦禁忌,成为社会系统演化的轴心,乱伦禁忌象一部卷扬机,将沉甸甸的收获——利益矛盾调和的局部精选出来,成为社会的基础部分,外层是国家,一个被国家政权控制着的、相对不和谐的利益追逐的竞技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国家是家庭基础上的又一次革命,它的本质,同家庭的本质是一样,也是用利益协调机制再造的和谐统一体,它是家庭原则的宏观发展,是一个通过谋取共同利益而获得自身生存条件的特殊的社会层面。正如恩格斯与摩尔根达成一致的共识:“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地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4]。”这种复活的古代社会正是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形。由于家庭模式的螺旋式上升,一种惊心动魄的亲情、友情、归属感和文化沟通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从家庭的基点上进一步分化成更多更复杂的社会核团结构,同时也强化了核团结构之间的自私心,国家则通过限制这些私心,把无数小家庭组织成一个民族大家庭,爱国主义的情感和民族自强的心理在内部,再外围是一个更加强化的国家的自私。

 

(二)、 社会共生进化——个体与群体共生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劳动与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之源,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指出:“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但是一切动物的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他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5]。恩格斯引入目的意识来解释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区别,这使得他的论证远离了人类起源的话语语境。根据恩格斯对劳动的解释,劳动是从猿到人转变完成时的状态,而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还没完成之前,运用劳动这一概念,就超出了“劳动”定义的定义域。要解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关键是要说明促使类人猿从目的无意识状态进化到目的有意识状态。动物的本能行为也是有指向性的,如果我们把这种指向性的活动也当作一种目的来看,则这种目的性对动物自身来说是无意识的。而人类是把有目的的活动置于一种清醒的意识控制之下。从无意识的目的机制,到目的有意识,最先是因为合作的内化而产生,由于合作的内化[6],导致了人个体心理结构的二元分化,出现了最初的镜像意识——自我意识。于是,人开始有了对“关系”抽象的特殊认知能力,这包括人个体间的心理沟通、感情链接、语言的起源等等,都是这种能力开发出来的功能系统。这表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起源于合作。

合作是一种二人共建的目的行为。这种二体结构上的公共目的——合作目的的形成,必须使不同合作者的个人动机和平相处,利害关系趋同,利人又利已的前提下才会有二人的目的意识的归一化。正是这种归一化,构造了共生链接。从此,社会的进化不再单纯依赖感情的关联而发展着,而是以合作和合作的创新形式加速发展。

 

(三)、强共生社会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代表着国家体制创新与发展新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创建无产阶级的国家,要把向强者倾斜的资本主义体制矫正过来。这种国家理念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模型建构阶段;2、列宁、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早期试验;3、中国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的制度创新。早期的模型都是以资本主义体制为模板,进行反对称操作形成了社会主义模式的雏形,列宁将这种模型的设计进一步具体化,斯大林则是被这种模型的理性牵着走,被迫走向极权政治。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就认识到这种模式的缺陷。中国对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修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毛泽东的利他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大众民主方式、群众性的政府改造方案;二是邓小平的利益驱动与国家综合平衡相结合的思路;三是江泽民、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理念。

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强共生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弱共生社会的升华——这种升华是按抽象化发展的方式实现的。强共生社会是由强化国家管理和强化市场功能相结合的产物。国家管理理念与市场资源配置理念不但不相冲突,而且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强化国家管理的目标就是提升社会公平,促进分工分化和分工基础上的合作——这正是强化市场功能的实现途径。

市场的本质是打造一个社会大协作的平台,化直接合作为商品交易,因而简化了合作,极大降低了合作的风险和难度,扩大了合作的规模,因而促使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在间接合作的大环境下,直接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为提高,使社会系统的共生构建更加复杂。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或组织通常会同时属于多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可能会相交于同一个主体之中。因此,社会按分工与合作关系分割为纵横交织、交叉又重叠着的共生系统,其中最基本的共生结构单位称共生统一体。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些层层叠叠、相互寄生的共生组织,在相互寄生的过程中不被任何一方吞食,而是保留着相对稳定的个体结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分工结构划定了非独立经济主体的自然边界,是构成共生链接(互利合作实现双赢)的基本组件。“防火墙(利益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维护体系)”是分工和合作设置的有形化。一切共生机制中都有防火墙,防火墙设置是共生关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共生机制中实现分工合作安排的硬件结构。

政府为健康的市场秩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否则,市场社会中的防火墙系统就只能维持在最低的安全水平上,使市场体系随时都有瓦解的危险。

强共生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合作的目标是将经济人理性在一定文化和制度环境中结构显形化,成为防火墙设置,促使社会系统结构显形化,达到利益关系明晰,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使经济人共生成为一种别无选择的经济人对策。在此基础上,政府与市场的合作还要推进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的共生链接,使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得到深化,合作效率最大地提高。

 

五、 创新国家理论 构建和谐社会

(一)、共生社会与国家管理的基本思路

创新国家管理,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要使用整体与局部交互作用的方法,遵从社会共生进化的自然法则。制度条件的设置规范着经济人理性行为的主体意义和代理权与代理者的利益相符合。国家运行机制维护着经济人和合法代理的经济人(包括利益共同体的虚拟经济人)利益。促成合作尽快实现,丰富和发展着共生链接。

 

(二)、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新模式

由于人们对国家管理的整体与局部交互作用的性质缺乏了解,所以当今世界的政府运行机制中普遍地存在着结构不科学的现象。根据社会共生进化的自然法则和整体与局部交互作用的系统结构,政府工作总体上分为两大类:防火墙业务和共生链接业务。两种业务不相容。而政府管理机制中两种不相容业务通常是不加隔离地混杂在一起造成政府管理上的混乱。

事实上,社会系统的发育分化从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一是经济主体层次结构的分化,形成防火墙系统;二是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相互连接的合作关系的构筑,形成共生链接体系。所以,政府的职能就不应是一个没有结构的混合整体,而应是两个子系统的结合。显然,前一个职能是创建公平、公正,促进社会系统组织结构的发育;后一个职能是加强利益主体之间的业务联系,促进合作双赢。

防火墙设置的发展是社会共生进化向结构显形化发展的一个方向。其作用在于完成社会系统的硬件结构的成型,建立有形的社会秩序。如果说乱伦禁忌是家庭结构演化的防火墙系统的设置,国家还要深化社会道德建设。这种建设,除了通过教育来实现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建立健康的经济秩序。国家的神圣职责之一就是切实保证个人和集团利益的神圣不可侵犯,使损人利己行为难以得逞,并受到严厉惩罚,因而使这种损人利己的利益动机得不到激励。

共生链接的发展是社会共生进化向结构的功能化发展的一个方向。其作用在于完成社会系统的软件系统的建立,建立隐形的社会秩序。市场体系的建立是共生链接机制上的一大革命,把传统的经济合作推向简化的、间接的、跨时空的、大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仅仅通过共生链接技术的发展,却忽视政府公平机制的创新和建设,忽略了防火墙设置,势必造成共生链接与防火墙机制之间的功能失调,使社会落入弱共生社会的处境。

强共生社会的国家管理系统由两部分构成:

1、以建设防火墙体系为目标的社会公平系统;

2、以完善共生链接为目标的社会经济操作系统。

由于防火墙设置与共生链接不相容,所以,国家管理系统按两大版块分管分治是当前国家管理改革的方向。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将从政府管理体系中分离出来,通过精心打造一艘由政府权能、金融公司、精英企业所构建的“共生航母”的经济实体来主导国家经济。通过“共生航母”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充当引擎的作用,推动和调节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利用“共生航母”的超政府、超金融功能和能够释放出类似金融病毒的一类特殊金融工具来实施国民经济全方位管理,修复和创新国家经济体系,实现可靠防火墙监管下的经济自由的最大化。这种强共生社会必然是既有纪律、又有自由、充满活力和有利于创新事物成长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刘巧燕,论合作思想对经济学的影响.[J],商业研究2002.11:P5第19~24行

[2] 曹林,王斌余案体现弱者“共生主义”诉求,东方早报2005.9.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17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516-517

[6] 刘巧燕.合作的内化与语言的社会系统发生的研究:

http://www.xslx.com/ htm/sxgc/xslp/2005-09-19-19196.htm

 

 

分享到:

上一篇:

下一篇:

评论 (0条) 发表评论

抢沙发,第一个发表评论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