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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主义宣言 胡爱生1999年传播稿

                                                     共生主义宣言

 

商机处处是画饼,合作条条做早餐

——论合作研究奠定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

胡爱生 1999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established in social principle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economics thought of realizing Great Harmony of the world, which is based on cooperation, constantly gets rid of system of Roman holiday from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achieves maximum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through maximum of common interests.

   Key words : cooperative evolution ,maximum of common interests,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s

   摘要   本文立足于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原理,提出以合作为基础,不断从生产关系中剔除损人利已的制度机制,通过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来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世界大同的经济学思想。

   关键词   合作进化      共同利益最大化      经济学重建      

 

   一、前言:合作与经济生活的社会性来由

   合作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也是利益实现的主要途径。经济学的一切课题都是由于合作引起。长期以来,经济学却非常遗憾地远离了合作课题,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奴仆。不错,人们希望得到它,并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此。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金钱和权力是衡量一个人参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的事实依据,是合作成功的最好见证。如果排除一切形式的合作,人类社会就只能退到原始社会。想想孤岛上的鲁宾逊,他只身来到一个无人岛,他能干些什么呢?开始时他只能象猿猴一样过日子,后来他可能有些创造发明,这是因为他的大脑里还装有人类合作的成果——文化知识——如果连这些也没有,那么他只能退到原始社会以前的状况。

当你寻思当今世界的一切文明成果,探索其产生和发展的缘由,你会看到:一切文明成果都是靠合作创造的。有文明存在的地方,就有合作。但是,在一切合作的过程中,你总能划分出某些阶段、某些环节并不合作,当你孤立地分析这些环节,你找不出其中的经济学意义,只有将这些不合作的孤立环节放到一个合作的背景中分析,才能得出这些孤立环节的经济学意义。

社会科学家是在物理学思想的影响下,仿效物理学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建立起古典、新古典、直至现代经济学的系统结构的。正如牛顿力学抽象出无限小的质点一样,古典经济学家也抽象出经济学研究的最小单元——个人利已主义的个人,然后又进一步借用物理学研究的方法,建立了经济学上的静态均衡观和决定论的经济学思想[1]。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算了过去的经济学,并辛辣地讽刺说:“这种人……所以要以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光谱分析,唯一的是要发现——哲人之石[2]。”——显然,物理学对经济学的这种恶劣的影响后果非常严重,它使经济学失去了人的尊严,抹杀了社会性,而经济学要澄清的基本事实恰好就是这个社会性。

 

   二、合作的进化与社会的发展

  ●合作的基本形式

隶属合作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合作最大的困难是意志和利益难以统一起来。主要的解决办法都是使弱者的意志服从于强者的意志,弱者的利益服从于强者的利益。隶属合作的特点是:虽然合作参与者都从合作中得到好处,但利益分配是不平等的。作为强者一方,自然会以恃强凌弱的姿态强行取得最大利益。但要实现强者利益的最大化,分配给弱者的利益也有一个合理值,低于或高于合理值,强者利益就不能最大化。尽管如此,这种合作对弱者也应当是有利的,即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合理值都将大于不合作可能取得的最大值。

非隶属合作  合作的成本必须小于合作的利益(合作利益来自资源共享和更大范围内实施计划管理)。强者以其实力的优势威慑弱者,不需要真正动用武力,合作成本较低,合作较容易实现。如果是建立强者与强者间的隶属合作,势必会动用干弋,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因此强者与强者,弱者与弱者之间会尽量避开冲突,建立合作也只能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协商来实现。

     实际上,平等关系上的合作很艰难。因为,同等级经济主体间互不隶属,不存在谁来领导谁的问题,这与合作项目需要建立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组织原则相冲突。租赁、赊借、交换成为能绕过这种冲突的一种合作的变通形式,这种形式的合作使得本来应当由两人直接合作来完成的课题,变为由一人单独完成的不合作课题,这里有关合作的全部事情转换成承诺与兑现承诺或协商交换条件的问题。

由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一个实质性的转变通常被忽略,这就是——一种隶属合作问题被成功地化解为一种间接合作或不合作问题——租赁合作形式的大力推广,合作的难度和成本都大为下降,合作的可能性显著增加,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商品经济就是合作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制度。货币起源于赊借。对于这种赊借的最可靠的承诺就是交出自己的抵押品。这种以抵押品兑现赊借承诺的合作,形成了最初阶段的实物交易。借据作为承诺的另一种形式,当它在构造一种叫做“三角债”的循环体系时,这种借贷关系的循环就构成了一种多方承诺的兑现机制,这种多方承诺形式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一纸普通的借据能够实现实物抵押品的类似功能,于是借据最后发展成为一种超越实物抵押品意义的象征性抵押品——货币。当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后,国家政权的主要功能也发生了转变,成为封建合法利益的保护伞,并从中获益,发展成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多方合作方式,实现着与市场体系等效的合作功能。这种多方承诺的兑现机制不断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使得经济合作由最初的双方合作发展到了更大的规模。非隶属合作就这样不断绕过合作的暗礁,将直接的、隶属的合作转化为间接合作或不合作,因而拓宽了人类合作的空间。

   隶属与非隶属混合合作   人类文明的发展,使人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隶属合作的强制性和非人道的特点被逐步淡化,这种进步,使得隶属合作的形式被广泛地接受。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引入公平竞争机制来使每个人获得权力的机会均等。因此,上下级关系——服从与被服从关系,在引入竞争机制以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通过非隶属合作,也能够以一种看似平等的方式引入隶属合作关系。劳动力商品化实际上就取得了这种效果:当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非隶属合作)的同时,也认同了一种处于服从地位的隶属关系。企业兼并,把这种达尔文鼓吹的大鱼吃小鱼的铁的纪律规范到一种被称为资本市场的市场规则框架内,它使被兼并企业原有的人力资源配制有选择地保留下来,其结果是: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引入小企业对大企业的隶属合作。

●合作的进化与社会发展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相信生产和交换的微观机制里会包含国家制度,这如果不是一个神话就必另有原因。显然,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只有合作要素才是可以自动组织起来,结成更广泛的关系。在生产合作的过程中,不仅合作本身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进行合作的游戏规则的建立和维护——这开辟了一个专为生产合作服务的新的合作领域,它一方面是生产合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又超越了它,因而产生了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从奴隶主镇压手段下维持着的那种僵硬的、缺乏人性的合作关系,发展为在共同拥护“游戏规则”下进行的合作关系;游戏规则则也从森严的隶属制度中维持着的压迫阶级的利益优先于被压迫阶级的原则逐步放松下来,增进和不断增进着自由和民主的含金量——这其中也体现了一条进化的主线。

    当货币不断绕过直接合作的暗礁,通过化解合作问题为间接合作问题,而建立起由亚当·斯密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合作机制;当这只看不见的“手”再度合作,建立起一个系统庞大的金融网络,并开发出不同形式的金融衍生品,因而实现了现在的合作者与未来的合作者间的资源共享的合作时,这又无形中把更多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实现了更大规模的合作——其中也体现了一条进化的主线,一条看不见的合作战线发展着更为惊心动魄的合作。

对资产阶级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道: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

这是用非隶属合作对抗隶属合作的胜利。它催枯拉朽,势不可挡:

“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已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4]。”

感情被超越了,亲情迫从于金钱,国家和民族的权力成了金钱利益的奴仆,这正是非隶属合作对隶属合作大规模的超越。这种超越作用,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三、经济学重建

经济学研究起因于对财富的关注。尽管关于对“人”的关注优先于对“财富”的关注的呼声,在西斯蒙弟的书中那样振振有词,但这种声音终于淹没在财富争吵的喧闹中,人的本质最终成了一个锁进铁屋子的谜语。当配第认识到:“谋求个人利益这种肇始于人本性的动力”的作用,对于增进社会财富具有重要意义时,这同时也使他非常遗憾地忽视了合作;当亚当·斯密把“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归功于“主观为自己”的动机,而把“客观为他人”的效果——这种通过利已主义目标异乎寻常地整合而实现利他的这一机制丢到一边,这同时也非常遗憾地忽视了合作。而合作则恰好是在共同利益最大化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这种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完全相容的境界,是组建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种前提,配第的那种,靠个人利益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的理想,就会成为泡影;亚当“看不见的手”的奇迹,就会成为毁灭财富的暴力。显然,西方经济学一开始就由于忽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完全相容的条件,而把合作问题丢到了无人居住的月亮上。

    让所有利已主义者来玩一场游戏吧,把他们集合拢来,站到同一个空旷的广场上。把交易行为比作抛球,现货交易的原则,等同于左手抛球,右手接球。你会发现,市场关系的本质原来就是:你的球可以传到游戏广场上任何一个人手里——不管你最先把球抛给谁都一样!如果游戏规则更苛刻一点,接球方必须是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对手,否则就会拒绝接球,那么球从一个人手里传到需要它的那个人手里只有较少可供选择的路径,这就非常相似于今天的购物情形。

初看起来,这个游戏机构发生的是一序列的中介作用,并没有为增加某项财富内容而作出贡献,因为,大多数人看来,劳动才是获得财富的根本原因。但是,试想一想,张三将十公顷水面用于养鱼的想法正是建立在这个“传球连续体”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个连续体,张三满足于一天有两公斤鲜鱼可吃的幸福生活的兴趣也许只能延续几个月时间,再下去就会因为他一看到餐桌上的鱼就头晕而使他养鱼的积极性一扫而光。市场使所有参与市场游戏的玩家增添了十公顷养鱼水面的有效财产。同样的水面,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只利用了万分之一,有了市场后你不但会全面开发它,而且,你会充满热情地致力于提高技术和增加投资,希望从规模经营中得到了降低单位产量的成本的好处,你会把这种好处让参与市场的每一个人来分享,因为你也以同样的方式分享了别人的这种好处。可见市场就是引入资源共享的社会机制。

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惊异于市场的奇迹,却把创造这种奇迹的功劳全归于利已主义的动机,资本家甚至把损人利已的利已主义与市场实施的那种通过利他才能实现利已的利已主义不加区别。当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大肆贩买鸦片,遭到中国抵制后又以此作为借口,大举进犯中国时,他打的就是连亚当·斯密本人都不会赞成的“亚当”的旗帜。这种国家行为,同海盗、黑社会和贩毒集团干的又有什么区别呢?但这在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看来,贩毒的正当性同资本主义的正当性一样,都符合那条认钱不认人的永恒真理。

然而,市场的奇迹,不但满足于利已主义的解释,而同样也满足于利他主义的解释。虽然你可能会把“张三不是为了他餐桌上每天一公斤鱼而放养10公顷水面,而是为了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每天能吃到一公斤新鲜鱼而放养10公顷水面”的说法看成是张三令人恶心的伪善,是张三编出来的鬼话,“他在唬弄小孩子,谁不知道他心里打的小九九”。但事实上,他说的是完全真实的事实,这与他心里暗中盘算的是什么“小九九”完全无关。

没有理由认定,个人利已主义与利他主义是一对矛盾,这种说法只有在两条狗抢同一根骨头时才是对的;而在另一些场合,二者可能热乎得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市场机制利用的就是这种热乎劲,这种热乎劲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就是——“A的获利”与“B的获利”呈正相关。

然而,利他主义却在历史上造成了一种令人恶心的坏映象,因它经常被自私自利的人拿来伪装自己。这使利他主义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会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撒谎的孩子喊“狼来了”的恶作剧。

萨缪尔森在他和诺德豪斯共同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一书中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他分析了市场组织经济生活和产生快速经济增长的方法。他说明了价格和市场体系能够在没有任何统一指导的情况下使得消费者和生产者相协调。几乎在一个世纪以后,当铁路、纺织和其他部门中充活力的资本主义企业开始把其影响扩张到世界的每一领域时,出现了卡尔·马克思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巨著《资本论》。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死亡,跟着很快发生的将是经济萧条、革命的大动荡和社会主义。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事实似乎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恐慌和大危机,导致了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以私有企业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可行性提出了疑问。1917年,社会主义者开始把他们的设想运用于苏联,到20世纪80年代,几乎世界的1/3被马克思的学说所统治。

然而,1936年,在大危机的经济低谷中,约翰·梅纳特·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一划时代的著作阐述了一种经济学的新方法。该方法有利于政府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减轻商业周期性波动的巨大破坏。

20世纪80年代,车轮又转了一整圈。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度发现了市场产生快速技术进步和较高生活水平的力量。在西方,政府减轻了待业管制的重负,并放开价格控制。最富戏剧色彩的变化发生在东欧,在那里,1989年的和平革命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抛弃中央计划模式,并允许市场力量再次迸发出来。在亚当·斯密写作《富国论》之后的两百多年,人们重新发现了他的基本见解[5]

萨缪尔森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组织形式——这无疑是对的,但他连同亚当斯密的个人利已主义的哲学也全盘接受下来,忽视了亚当斯密对道德关怀的另一个则面,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的利已行为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诉求,完全于不顾,不错,这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那条“永远正确”的认钱不认人的真理。

然而,萨缪尔森如论如何也找不准中国人在1848年英国资产阶级用鸦片和大炮欺凌中国人民时的那种感受。试想一想,在今天,如果中国警方在中国土地上捕获了英国贩毒分子,没收了他们的毒品,英国若还要发出以武力相威协的警告,那不是笑掉大牙的事吗!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是今天,英国真要发出这种威协的话,你猜泽尔腾会怎么说?他一定会说:这是不可置信威协,应将它从纳什均衡中剔除出去[6]!这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表明,市场的重新发现,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仍然活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组织规则之中。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在于在世界范围内肃整了一次损人利已的利已主义。事情真是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当凯恩斯写出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他是通过寻求解决无产阶级失业问题而找到了拯救资本主义命运的药方的,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就曾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目标。更令人困惑的是,中国政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花费15年的艰难谈判,而这正是1848年鸦片战争英国资产阶级所要图谋的。但同一个开放,意义却两样,今天的开放是主权国家通过双边谈判建立起来的,通商开放的每一步都要达到双赢的目的,这使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开放制度,真正成为一个剔除了将会造成损人利已后果的那些规则的互利合作。

的确,“车轮又转了一整圈”。但这转回来的不是原地踏步:回到马克思,或者回到亚当·斯密那里。而是实现了一次飞跃,是从无原则的利已主义到科学的利已主义的飞跃!两百多年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创造的是同一个奇迹:建设一个不断加强合作的社会;证明了同一条真理: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原理——这条原理成了经济学第一定律。没有第一定律就没有二第定律。经济学的大厦理应从第一定律出发,建立起一个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四、走近合作的圣殿

15年前,有两位生物科学工作者试图把一项生态工程技术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他们建立了一个立体共生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有意使一些生物因子拉开距离——高等动物、高等植物、藻类和原核生物,由于他们食性不同,很少有争夺共同的生存资源的矛盾,即使有矛盾的地方,也能通过适当的农技措施把矛盾化解。这就使得这些生物因子之间只剩下“利他”的特性,这样一个系统到90年代初终于相当完善地建立起来了,并且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取得了收入增长一倍以上的好收成。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把推广工作引向深入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由于偷盗行为很难得到制止,因而极大地伤害了农民使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对两位生物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能够剔除生态系统中的损人利已因素,但不能剔除社会中的损人利己因素。而社会领域中的损人利己行为严重阻碍了生产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在巨大的痛苦中,两位年青的合作者终于理解了鲁迅的那种弃医从文的解脱方式,他们毅然决定放弃自然科学而改攻社会科学。

十年过去了,两位合作者终于又有机会坐到一起,畅谈昔日的理想和今天的现实。合作者之一的邓集甜当了一家制药厂的总经理,支撑着怀化地区支柱产业的半壁河山,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胡爱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他致力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探索人类的起源和生命进化的奥妙,特别是对人的社会性机能成因的研究还得到了钱学森的支持。现在他们正为合作一个“经济生态学”的课题坐在一起。邓集甜谈到,经商的密诀是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没有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没有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在商业交往中同客户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生意场上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不谈生意,只谈哲学、谈管理经验,生意上的事共同确定一个共同利益最佳点就可以了。”他正是用这条密诀使一个国有企业死而复生,创造了一个商业上的奇迹。“共生主义”——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就是马克思概念不清的共产主义”。他们商定由胡爱生执笔起草一份共同的纲领,并自嘲地宣称,就叫它“共生主义宣言”吧。

几个月以后,胡爱生把一份近十万字的《共生主义宣言》的手搞投入火中。“我们应当用自己亲身的实践来写这篇文章”。他真是这样做了。不久以后,他拿着他积累起来的少得可怜的一份工资去乡下办了一个铜矿加工企业。他非常清楚他所面临的困难,在这个地区,曾经动员过上千万元资金,先后有近二十个群体投资该项目,全都变成了钱变纸的儿戏。

首先是矿源问题。矿区到处布满着欺诈和陷井,最后使骗人者和被骗者都成了“无产阶级”,宝贵的矿产资源只能无可奈何地沉睡在地下。他深入群众宣传合作发展,共同致富的道理,并支持外地开发商理顺周边环境,帮助解决技术难题。他不畏强暴,虽几次受到围攻和绑架,但仍然坚持同落后势力作斗争,终于使铜矿开采企业生存了下来,通过不到半年的奋斗,他的铜矿加工企业也走出了危机,创造了效益。

这表明,相关产业之间都有一种生死相依的血肉连系,它把现代工业连成了一个整体。商业合作果然除了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的经济利益联系就什么也没有了吗?共生主义告诉人们,帮助他人有时是帮助自己最好的方法。

经济学是要解决稀缺资源的配置的问题。但是配置资源不是医生开药方。那种只开处方不给药的经济学家,工商界很早就不买他们的帐了,并嘲笑他们纸上谈兵——他们自己穷得象个叫花子,还班门弄斧似地教我们发财?

经济学家只重视如何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现象,而很少致力于能够真正改革世界的合作实践,只有工商界才身体力行,致力于合作发展的伟大事业。

商机无限,只缺合作。在一个资源配置的处方中,只要缺少一项内容,生产经营就无法实现,弥补这个项目就能使更多的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最好的商机就是“万事诸备,只欠东风”的那种。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生产方式的分析而认识到:开具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处方”,其阵容势必过于庞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发生矛盾,解不开“只欠东风”的疙瘩,并且问题还有不断升级的倾向,内部瓦解在所难免,因而提出了公有化的解决方案。今天,诸葛亮上演“借东风”的“神咒”就是“合作”。实践证明,公有化只是实现合作方案中的一种,市场实现资源共享的机制在一定意义上避开了私有制为合作设置的障碍。更重要的是,选择最好的实现途径来实现合作。商机处处是画饼,合作条条做早餐。没有合作,再大的资源优势,也只能是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

一次伟大的融合——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板门店挂出免战牌后、在北京玩过乒乓球后——一直都在悄悄地进行之中。虽然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并没有最后结束,但敌对的情绪正在消解。冷静地审视对方,学习和借鉴对方的长处,完善各自的体系,使矛盾从根本对立的局面走向缓和。学习和借鉴越是深入,两者之间的区别越是模糊。正如邓小平最后认清的那样:姓“资”还是姓“社”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问题,并不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些个年头里,中国共产党又认识到了公有制实现途径的多样化,这就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实现途径中的一种被认同下来。今天,西方经济学家可能正在偷笑——他们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图谋终于实现了。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马克思这时的笑容更意味深长。

其实姓“资”还是姓“社”,并不在于以什么形式组织生产,和采取什么途径进行分配,而关键在于他的规则是按个人利益最大化原理发展起来的还是按共同利益最大化原理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原则是共同利益最大化。

在以个人利已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经济学中,经济利益主体项没有最后从理论中消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据资本家组织生产的那一套,发明出一种计算方法,结论是资本家靠投资、靠管理、靠他们精打细算节约出每一分钱发财的;马克思则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精确地算出了资本家的剥削。无论是资本家的算法,还是工人的算法,就衡量个人利益方面都是对的。这种利益的各自表述机制,体现在一切交易的谈判原则中。但这种个人利益的计算方式并不适应于他人利益的计算方式。他人利益的计算方式通常是一种商业秘密。共同利益的计算方式,只有在以合作研究为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学领域才有希望得到解决。这造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利益主体项不可消除的矛盾。这种没有消去经济利益主体项的理论造成了本身就不可逾越的个人利益致命伤:处理不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危机四起,动荡不安。

西方经济学发展到90年代,经济利益主体项问题终于反应到理论上来。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兴起,以经济利益主体间矛盾和合作问题为题材的经济学理论受到重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经济学家:纳什、泽尔腾和海萨尼。博弈论经济学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以铁的事实告诉人们,个人利已主义不可能通过实施他们的个人利益追求而得到实现。

在博弈论经济学中,囚徒困境[7]是最典型的用来阐述他们的学说的最好的例子。当两名被抓而且被隔离起来的嫌疑犯被告知:两人都坦白,各判8年刑;两个都抵赖,都判刑一年;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坦白的释放,不坦白的判刑10年。不必费尽脑汁,精于计算,囚徒的最佳策略一目了然:共同抵赖——两人各判一年刑,达到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个人利益高于共同利益的个人利已主义原则下——他们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结果:得到宽大而立即释放——他们的决策实际结果就只能是两者都坦白,结果竟是这样,两人都因小失大,放弃了两人都判一年刑的最佳值而得到各判刑8年的最坏结果——这正是西方经济学从个人利已主义原理出发演绎出来的真理,而且这个真理按博弈论的理论阐释就是:满足纳什均衡,而且是一个占优战略均衡。

对这同一个模型,若引进一个正好相反的利益优先原则,即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偷换成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只要朋友能提早出狱,自己多坐几年牢虽苦犹甜。其结果得到的纳什均衡和占优战略均衡就不再是(坦白,坦白),而是(抵赖,抵赖)。结论很清楚:利他主义者在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最聪明的利已主义就是利他主义与利已主义完全相容的利已主义者。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途径。这种聪明的个人利已主义者,嗜好的是合作,就象守财奴嗜好金子,因为只有合作才能带来更多的财富。

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一个是信仰利他主义,另一个是信仰利已主义,则利已的受益,利他的吃亏。这表明,当利他主义没有成为一种文化生态时,利已主义者总是得到奖赏,利他主义总是得到得到惩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利他主义因缺乏激励机制而将日益耗损其光辉。当市场机制按照共同利益最大化原理,把损人利已的利已主义不断从游戏规则中剔除出去,通过合作,建立起越来越严格地剔除损人利已条款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社会中,损人利已者将受到惩罚。正如西方资本主义30年代经历过的巨大经济危机考验一样——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被无产阶级推翻,但他们终于被教会关注无产阶级的利益对他们有好处,否则,来自经济系统内部的惩罚,会使他们自己也会变成无产阶级。

 

五、合作:通向共产主义的路标

18833月,恩格斯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通报,说马克思躺在安乐椅上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那时,世界还一片黑暗。这位伟大的预言家35年前宣布了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到“英特纳雄耐尔”在全球唱响的时候,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联手合作,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接着是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的背后,激烈的社会变革,在各自的政权机制后面进行着。一方面,资产阶级即使不被无产阶级推翻,也要被经济危机打垮。而社会主义制度从一种社会理想到社会现实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

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后,还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资产阶级的幽灵,他指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一个阶级生存的土壤铲除了,还有残存的意识形态。当毛泽东在中国大地实施他的称作“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实验的时候,他恰恰忘记了老祖宗的一句话:“……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8]。”

问题出在旧的经济基础消亡以后,旧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立即消失,这种已经没有经济基础根基的意识形态对新生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还有重新唤回旧的生产关系的危险。但毛泽东当时的做法是以消灭一切形式的利已主义为动机,而把利已主义中合理的部分也当作苍蝇、蚊子一类来消灭,这种把极端利他主义的主张贯彻到政府行为中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极为谎谬的。显然政府决不可能把消灭个人利已主义定为目标,而应当承认个人利已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发扬它对全局的、整体利益相互促进的一面,限制其损害全局或整体利益的不利的一面,确立科学的利已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然而,今天的现实又使我们令人痛心地看到了另一幕:个人利已主义泛滥成灾,为追求可怜而又可怜的那点点一已之私,不惜以千百倍的代价去损害全局利益和整体利益,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草芥。这种局势的漫延,已经超过了今日的资本主义国家。

正如马克思抱怨的那样,唯物主义不幸而走上了机械唯物论歧途,而“……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9]……。”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也同样非常意外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大放光芒。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巨著《资本论》事实上受到了资产阶级的重视。当凯恩斯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表述为“有效需求不足”时,他是从另一个侧面寻求无产阶级贫困化解决的方案。凯恩斯认识到“充分就业只是一个特例”,市场并不是万能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发产生他的需求——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虽然凯恩斯不能以他清晰的逻辑推翻它——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没有消除利益主体项的经济理学论中永远走不出这个“迷魂阵”。市场的迷信终于打破了,只不过是以不同于马克思逻辑的另一种方式——是以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的方式打破这种迷信的——随之而来的是政府调节经济均衡的功能受到高度的重视。政府自凯恩斯以来都干了些什么呢?是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的杠杆实施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是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进一步加强、公益事业、军事工业和金融等领域的国家垄断以及急剧膨胀着的称霸全球的野心。

合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方面是政府维护经济秩序的法规制度的健全,损人利已的经济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降低了合作的风险。经济合作的游戏规则不断完善,并发展着一个利益可计算的、高透明度的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经济操作体系。国际合作不但表现为全球性和地区性合作的加强,经济共同体的涌现,网络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且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地区间渗透、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国际化。贸易的自由化和金融全球一体化,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着资源和技术的共享,促进着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也就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了独立经济主体的最大利益。新经济以信息化、自由化、全球化、一体化为特色,正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成为当代人经济生活的“情语”,“合作发展,共同参与,实现双赢”是当前喊得最响的口号。这种新经济,经济学家还不能认清它的本质,资产阶级和守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成是旧帝国时代的复活。真正成熟了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则从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英特纳雄耐尔”又一次在全球唱响的壮观场面。新经济不是一次旧的帝国时代的复活,也不是黎明初现的世界大同的暑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共生的一个新时代,它的目标是在经济系统中不断剔除损人利已的规则,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杨立雄 王雨田 物理学的进化与非线性经济学崛起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7 10 P21

[2]  恩格斯 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P307 中国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4]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P253 中国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保罗·A·萨缪尔森 威廉·D·诺德豪斯 胡代光等译 经济学 P4 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96年版。

[6] 张维迎著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参见P22-27。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7] 同上见P15-17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P574-576 中国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P16 中国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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