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定国:脑-心灵与创造力
脑-心灵与创造力
洪定国
【摘要】本文遵循戴维·玻姆所开拓的研究路线,揭示思想是心灵被自然与社会的调制,采取形下的逻辑运作形式;深层的自由心灵按愉悦原则以追求满足与和谐为目的,采取形上的、想象的非逻辑运作形式。心灵的创造力本质就在于这两者的巧妙结合。
【关键词】心灵;形上与形下;序与结构;想象与幻想;洞识与创造力;艺术运动与隐缠序
1 从心灵的物质基础谈起
什么是心灵?这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不可能简单地给予正面的回答。我想,从心灵的物质基础谈起,是一种较好的进路。现代科学业已表明:心灵依赖于发生于脑内的一切物理的、化学的、神经-生理的过程,以及相关的体液(血液、肾上腺素、*等等)状况和输运过程。
从生理解剖角度来看,人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结构和极为精细的组织,它是人类长期演化的产物。脑顶的大部分像粥一样卷绕着,叫做大脑,它从中间分隔成左、右两个大脑半球,前后不清晰地分为前叶、顶叶、颞叶和后叶。大脑后叶的下方有左、右两个半毛球,称为小脑。大脑和小脑有较薄的灰色物质外表与较大的白色物质内部区域。这些灰色物质区域分别叫做大脑皮质与小脑皮质。白色物质由神经纤维组成,它们把信号从脑的一部分传向另一部分。许多形状怪异的不同结构隐藏在大脑中部的下方。它们是:沟通左、右大脑半球的胼胝体,对长期记忆负责的海马,起着神经信息处理*和中继站作用的丘脑和由部分脑神经网络组成的上脑干,以及由脑神经网络、脑桥和延髓组成的脑干。作为个体的脑组织按离开脊柱远近顺序又可分为前脑、中脑和后脑三部分。在胚胎早期发育中,人们发现在脊柱终端按此逆序先后隆起这三个区域。末端的那个发育中的前脑,很快地长出两个鳞茎状隆起物。左右各一个,生长成两个大脑半球。发育成熟的前脑不仅包含有大脑还包含胼胝体、丘脑、下丘脑、海马以及许多名称怪异的其它部分。脑神经中躯在中脑内;另一部脑神经网络是沟通小脑的,在后脑内。从演化角度上讲,前脑是“*新近”的,后脑是“*古老”的。
在细胞水平上,脑与神经系统的*小单位是神经元(即神经细胞)。不同类型的神经元,有不同的功能,却有大体相似的结构。它们都有如下的构成要素:体(包含细胞核和细胞质)、轴突(从体往一端伸展的神经纤维,它是神经信号的传输线)、树突(从体上沿各方向长出的短小分支)和突触。突触是从轴突上长出的小分支,其终端称为突触节;如果突触长在树突上,则称为树突突触,其终端称为树突突触节)。有一个细胞膜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都包纳起来。神经信号在轴突中的传输是一个物理与生物化学过程。这时,整个经元是一个自在的单位。前一个神经元中的神经信号,通过其突触节与另一个神经元的体(或树突)的接触而传给后者。
神经元的“激发”不是一种“有或无”的现象:当神经元处于抑制态时,它也会发放串脉冲信号,只是频率较低罢了;当神经元处于兴奋态时,它便发放高频率的串脉冲信号。此外,在一个神经元上可能依附巨大数量突触节(例如,小脑中的细胞竟有80000个突触节!),因此,其激发状态取决于输入信号的统计状态。还有,各神经元在脑中的位置是与生俱来的。但神经网络中各神经元串是否导通,取决于一种树突脊机制。这机制是较高层次的神经活动(如记忆、表象与联想)的生理学基础。而这一机制本身则受控于亚细胞-分子水平中的量子物理过程,跨细胞的非定域相关性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大脑接受外界信息的终端是大脑的感受皮质(视皮质、听皮质、嗅皮质和触皮质),大脑向外输出信息的源头是各驱动皮质。它们均可称为大脑皮质的一级区。靠近它们的是大脑皮质的二级区,涉及较复杂和较抽象的精神活动。在视皮质、听皮质、嗅皮质和触皮质中接受到的信号送相关的二级区作整合处理。二级驱动区构思种种执行方案,一级驱动区将其精细化为一些具体的运动或执行指令。大脑皮质其余部分叫做三级区(或关联皮质),大脑的*抽象的和*精细的活动,主要是在这些区域中进行的。三级感受区要处理来自一、二级感受区的全部信息,而三级驱动区则进一步分析与整合来自三级感受区的信息并支配和监控着二级驱动区的活动。
这里,关于大脑皮质功能的划分只是在生理层面上进行的。在脑物质的亚细胞分子-原子和深层生命场水平上,超越定域时空的非定域性特征为“外界客体”在“脑内”的“分析”与“整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心灵与自在之物
现在,我们来谈心灵。我把它视为脑意识,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以大脑为依托的。因此,心灵与肉体脑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玻姆从*一般的角度谈到精神与肉体的一体性。他引入了一个新的术语,叫做“体-义” [1][2]。“体”表征事物的物理属性,“义”则表征事物的精神属性。这个术语强调的是这两者的统一,更一般地是事物的一切蕴涵和侧面的统一。这就是说,“义”意通更普遍的词“意义”。
在玻姆的进路中,意义在整个存在中显然被赋予了一种关键性的作用。体-义观念包含的意思是,体(或物理的东西)和它的义(它是精神的)绝不是分离的存在,相反,它们是统一实在的两个侧面。我们说一个侧面是指一种观点或一种观察方式。这就是说,体是整体实在显现(展示或拓展)于我们的感知中的一种形式;义则是整体实在显现(展示或拓展)于我们的思维中的一种形式。很明显,这每一侧面都反映或隐含着另一侧面,致使另一侧面会在其中表现出来。我们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这些侧面;然而,我们的意思是:它们好像是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着这一未知的整体实在。玻姆指出:[3]“义”(微妙的东西)与“体”(显现的东西)的区别只是相对的,因为在一个水平上是显现的东西在另一个水平上可能是微妙的。所以,精神的相对微妙的体形式可以有一种能在更高、更微妙的体的过程中得以把握的意义,而这可以更进一步导致在洞识的闪现中把握更全面的意义。
婴儿的脑机体是在母体中发育成熟的。这为幼儿的心灵从“未被调制的”无意识开始演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前提。这里,未被调制的“无意识”并非*的“无”,而是心灵的自由状态,具有按照愉悦原则寻觅满足的本能,充满着混沌无定向的活动潜力。这种情况跟非生命物质中的情况相类似。现代物理学告许我们:物质的基础层面不是粒子而是“真空”。这真空不是*的“无”,而是充满潜能的物质自由状态。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科学实践中所感知到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这真空海面上的一些浪花而已。心灵的情况与此是类似的。被“自在之物”调制的心灵,只是这无限深层心灵海洋面上的一些浪花而已。相对于主体心灵而言,作为他人之心灵、它物之本体的“自在之物”是超验的,是经验不可及的。现在的问题是:心灵何以能触及“自在之物”?这涉及心灵与自在之物的一个*微妙的概念,即关于序的观念,它是跟“意义”的概念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心与物之“义”是用“序”来表达的。
按照玻姆的观点[4][5],*普遍的序概念是同“相似的差别与差别的相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数学中的整数序是关于序的*简单的范例:整数集中的元素都是相似的,即皆为整数;它们又有差别,即数值不一样。这些元素是根据“差别的相似”原则构成整数序的,即相继元素的差别(相继元素的数值之差),不仅是相似的而且是相等的。对于复杂的序来说,“相似的差别的相似的差别的相似的……”序列可能是很长的。如果这个序列是无限长的,那就对应于无序集了。应该提请注意的是:序集本身可以成为更高层次上的序集的元素。这样序中有序就构成结构,结构演化序列进而构成过程。
作为“义”一端的“心灵”对于作为“体”一端的“自在之物”的识别,基本上是按上述序的构成规律形成的。对于一个意识尚未开发的婴儿脑来说,它在觉醒时所感受的只不过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混沌的感觉流而已。
悟性架起了“心”与“自在之物”的一座桥梁,它本身就是心灵的一个核心要素。首先,悟性出自于心灵对于全部感觉材料(感觉给予心灵的“信息流”)的分析与整合,这是一种在变换中寻求相对不变性的操作,丧失了原有感觉流的时序特征,突破了原先脑活动中的狭隘整体性[1][1],因而是脑活动新质整体性[2][2]的体现,实现了从“体”侧面向“义”侧面的过渡。这种新质整体性的脑活动,是脑意识发端的基础,是人脑能够跨越时空对客体作整体性把握的基础。其次,悟性是心灵在“客体的外在实在性”信念基础上对于客体及其意义的由果及因的直觉判断。客体的意义与主体的意向(体操作)同根生,它们构成悟性的本质要素。再次,悟性不是逻辑地发生的,而是在¼®意义®意向(操作)®新意义®新意向(新操作)®¼流程中各层面上的脑操作由无序向有序进化的产物,即心灵从变化和流动的操作中“顿悟到”(“内显出”)相对不变性的东西,这是心灵的形上运作。
心灵的形上运作“勾销”了发自主体的全部意向操作,使心灵的“顿悟(内显)”具有个体间交流赖以建立的主体间性品格。促成心灵这种形上运作的根本原因是脑在各层面上为实现和谐而进行的自我调节。它有助于抑制和删削一切不满足操作,累积和放大一切满意操作。在组织水平上,作为情感*的下丘脑在脑活动的自我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既是意向操作的发源地,又是脑操作的目标满足与否(即主客体一致与否)的仲裁者。脑的满足操作引起下丘脑的快感;脑的不满足操作则引起下丘脑的痛感。婴儿的嬉笑是快感的表现;婴儿的啼哭则是痛感的发泄。成人的七情六欲就是由下丘脑的原始功能演化而来的。
人的心灵由对于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意义的顿悟而觉醒,以思想[3][3]的形式储存起来,并在其中以“表象”的形式下运作(组合与繁衍)。思想的表象演绎是游离直接感官而发生的,却不时地要受到感官给予的“呈象”的对质,从而处于经常被确认或被调整的状态之中。呈象常给人以假象,心灵的洞识力与理性思维则可辩明真伪,把感知提升到认知的层面上。就其在已确立的逻辑格局下进行形下操作的侧面而言,心灵已被思想“捆绑”,它只能作些精细的事,很少有大的创造行为。因此,个体的思想(既包含自我的观念体系,又包含外部世界的影像体系)就是个体在自身独特的经历中其心灵被自然、社会以及个人生活环境所“调制”的一个体系。其中各别内容具有抽象程度不一的逻辑序结构。
然而,如果从心灵创造性地构建出一个个的思想结构以适应纷繁的外界信息的角度来考察[4][4],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心灵的“被调制”主动地理解为心灵对于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创造性“认知”。
形象地说,心灵具有一个增长着的窥视自在之物的思想外壳,它由各种择优选用的许许多多的特定模式所组成。这思想外壳既是沟通心灵与自在之物的“桥梁”(就“感知给予”能被纳入思想模式而言),又是阻隔心灵与自在之物的“屏障”(就“感知给予”不能被轻易地纳入思想模式而言)。但由于思想的模糊性、微妙性和顽固性,任何“感知给予”终将会被扭曲得可纳入旧有的思想体系之中。这是禁锢于习俗与经验之中的常人经常堕入的困境,也是常人无法变革现实的悲哀所在!
很明显,心灵对于自在之物的认知是私人性(跟一定文化背景的主体间性相协调)、整体性(对特定领域或确定对象的各种经验的整合)和经验域相关的。就是说,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经验层面上,自在之物在心灵中有不同的整体形象。
3 心灵的创造力本质
现在,我想要逐步深入探讨心灵的创造力问题。这涉及诸多因素:心灵冲动的原动力与心灵的审美情操,深层心灵的敏感力与思想外壳的阻力,想象力与幻想力,创造性心灵的序,等等。婴、幼儿时期的心灵*具好奇心,对于感官信息的微妙差异*具敏感力,又具有(通过各种自由操作)按愉悦原则追求满足与和谐的本能冲动,因而是*具创造力的。因此,研究从婴儿到十岁左右儿童的智力发展对于揭示创造力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皮亚杰对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研究表明[6]:智力的发展似乎基于这样两种能力:在给定的操作、变化和运动等领域内认清什么是不变的东西;借助适当的精神影像、理念、谓词表语、数学符号等(它们隐含一种相似于实际所遇对象的结构)来把握这些相对不变的关系。
玻姆追说溯了眼神经生理学家迪齐柏恩、普拉特、吉普森等探究视觉过程而设计的大量巧妙实验并由此构建的视觉机理[7]。他们的工作雄辩地表明:皮亚杰关于智力发展机理的理念获得了精密的感知实验的确证。玻姆进一步把这种理念引伸到科学、艺术以及人类活动的一切创造性领域,从而得以发展一种关于心灵创造力的崭新理论。
根据“相似与差异”原则对来自外界的感知信息和来自思想网络的内部信息极具敏感力是创造性心灵的必要前提。可是,这种敏感力经常受到僵化思想结构的钝化。玻姆认为[8],如果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支持的各种“障碍”,每个人的潜在创造力本可以表现至远远超过一般认为可能的程度。其中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心灵的“自持”混乱,这就是:禁锢于思想结构之中的心灵力图回避对于冲突的觉察而发出的一种深层意向,这意向实际上是避免知觉到事实,而不是去‘挑明它’、澄清它”。玻姆指出,这一过程本身造成了一种迟钝的反射状态序。在此状态下,心灵自然的灵活性一方面被麻木所取代,另一方面被机械的、无意义的幻想所取代。遗憾的是,常人已学会把这当作心灵的自然状态,当作我们文化的特点。
顶尖级科学家和天才艺术家较少陷入自持混乱之中,他们是创造力仅次于婴、幼儿的两类群体。玻姆发现这两类人有着本质的相似性。他指出:虽然科学家借助于仪器及理论抽象前进,而艺术家在可感媒体领域内工作,但各自的内在意向与冲动却有惊人的相似,即都企图确定和揭示一定程度的自洽“真理”。什么是真理?在某种意义上,真理意指符合事实的东西。但在更广义上,真理意指“真于自身”。玻姆指出,对于整体自洽性的祈求是科学理论形成中的核心,而事实符合性则是整体自洽性中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判据。与符合性相比较,别的判据(简单性、雅致性、对称性)在理论的形成中起着同等或更大的作用。因而,科学中的审美思考有更大部分与艺术家的审美思考密切关联。事实上,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共同追求都是创造出一个个整体自恰的结构来。当然,这种审美结构是以经验本身的结构为基础的。
这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通过对于科学“范式”的拓宽定义,玻姆进一步揭示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两者可以互相借鉴之处。
众所周知,20世纪科学的进展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不可能提供“按世界本来面目的简单反映”。科学所提供的是“范式”,即抽象出世界有关特征的“简化而典型的各种范例”,它给予“在观测和实验中有意义的各种实质性关系”以洞识。这些在整个科学家共同体中普遍起作用的范式,成了用于数据定向和整理、理论解释和表述的工作模型。玻姆强调范式在个体与群体两个水平上的形成过程。在玻姆看来,范式结构的创造既是现象学的过程(先于意识经验而发生的动态的内在活动),又是细致地收集数据并作解释(获一定群体“公允”)的产物。这样,范式的形成可被视作个体时刻进行着的构建,因而不必受主流文化(即正统观念)之禁锢。从事“范式变革”既是感官的和直接的,又是认识论的和历史的。
另一方面,艺术也经历了从表现艺术观到非表现艺术观的演化。或许从19世纪末法国的莫奈开始,经典绘画的主题就经历了急剧变化,其顶峰是时下所称的“现代艺术”,或者更*地说,“抽象派”。该过程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演化,其*突破是:画家的知觉和直觉过程跟展现在画面上的“客观”实在相竞争。时至今日,此突破仍具有生命力。在抽象派的演化中,立体派是一支决定性力量,它呈献的是已知世界的根本抽象的表象,却保留着某些成分,借以把作品固定在我们通常以为的那种现实中。而在许多现代派画家的作品中,任何对于已知世界,如一个身躯、一株树、一幢建筑物之类,的可识别的参考全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纯抽象或纯“结构”的表象。这样的表象在意义上往往仰仗于直接被表现的东西:它们被认为是凭借其自身内在结构而无需任何相关参考的、完全自立的创造物。创作这类抽象结构的作品,可以使心灵清新地去知觉。创作和欣赏此类作品要求一个主动的过程,借以把知觉和经验提炼到其本质。玻姆发现:20世纪抽象派的特别取向就在其揭示了现代派画家跟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工作的相似性。
玻姆指出:在科学理论的形成中,有个类似的创造过程在发挥作用。这里,仅仅在相同的概念基础上进行反复操作是不够的,正如对于相同的主题作无穷的艺术变化是不够的。有必要为根本上新颖的知觉和表述而奋斗,即令它们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范式。从某个意义上讲,正是在这方面,科学干得*出色。可是,理论的系统阐述很可能陷入极端的保守,从而遏制新视角的发展。玻姆认为,关于这一点,科学或许可以向抽象艺术的可感环境学习,因为抽象派作品尽管抛弃了内容上的表现,却仍不失为在可知觉的空间、光线、颜色和形式中起作用的媒体。确实,这类艺术作品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激起对于知觉本身的新的感受力。这种新生的感受力或许能使科学家回到其事业的核心,即对现象世界的严密观察。
科学也有供艺术借鉴之处。玻姆认为,艺术家在评价其作品的一致、和谐与美时,是有一定的客观性可言的。在这方面,艺术家虽不能运用科学严格确定其作品整体性和完整性的*方法,但只要运用科学的严格精神,就能更好地探索出“客观公正地看待结构”的方法来。
4 想象和理性的洞识力与想象和理性的幻想力
人们普遍地将想象力视为通过意向展现心灵整体活动的一种能力。欧文·菲尔德把想象力的两种极端形式的差异视为思想整体之本性[9]。玻姆把这两种极端形式阐释为想象的洞识力和想象的幻想力[10]。想象的洞识力是心灵的一种创造性知觉行动,其中各种表象一般是新鲜和独创的,而不是从记忆中演绎出来的,并且一切的差异和多重特征是作为单一不可分整体之各个侧面自然和谐地产生出来的。牛顿突然顿悟到“月球在下落”就是想象洞识力的典型事例。想象的幻想力则是一种建构,涉及将既存于记忆之中、基本上不同的分立事物组合到一起。这不仅包括因联想而生的常规、被动且往往是自欺的表象,还包括更为主动和智慧性的思维模式(从心灵中首先计划出来的日常按排,直到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中作品、设计以及发明等)。例如,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事例中,必须对物体的下落速度有一个*的观念。在建构此观念的过程中,牛顿很可能联想到某种已有的表象(例如,点光源辐射强度随距离递减的平方反比律),并以可证伪的假设形式把它移植到引力情形中来而提出引力的平方反比律。可见,假设一般涉及心灵中已有表象的各种新形式、新安排、新联系以及新意义。所以,假设主要是一种幻想式建构性思维形式,其有效性必须在对观察事实的进一步寻求中得到检验。
玻姆特别强调:洞识力与幻想力是心灵整体运作的相辅相成的两种性质不同模式。两者从不分离,共存于创造性思维的每一步骤之中。但要想适当说明创造性思维过程的全面运作,还必须考虑想象与推理之间的关系。在“理解之瞬间”,心灵有两个飞跃:一是通过想象产生新的意象(即想象的洞识力);二是出现新的推理性思考(理性的洞识力),它摆脱了原有的矛盾与混乱。想象的洞识力经由得到检验的假设而确立了自身。就这一意义而言,建立在基本理论上的新的猜想、推理和逻辑自然会形成。推理的这种发展就是理性的幻想力。因此,理性幻想力是想象幻想力的发达形式。理论的公理化是理性幻想力的一个极端例子。在对一个理论作公理化时,我们需要某种洞识力去选择适当的公理,并从它们导出种种推论来。然而,理性洞识力一般不能推广到像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样的独创性知觉中去。在那样的知觉中,关于世界的新表象和新思维方式首次浮现出来。
综上所述,想象和理性的洞识力与想象和理性的幻想力,形成动态的心灵四面体结构。洞识拓展过程的这四个侧面虽在性质上有等级的差别;但在功能上却是相互补益的,它们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且,洞识过程的拓展既是一种个人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个人的洞识历时间而“回响”,造成众多的理论群体,后者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5 智力、艺术运动与隐缠序
心灵四面体是人的心灵运作的潜在空间,这空间的每一个极都是心灵运作的潜在动力。由于集体驯顺于较被动、较陈旧的心灵模式,所以,任何个人或社会展现这种四重动力过程的潜势会受到抑制。玻姆把被动与陈旧的心灵模式解读为反应性/反射性思想[11]。反应性思想是那种按照经验来确立可靠模式和规则的思想;而反射性思想则涉及调动整个神经系统投入成像过程,其功能是顺应异常状况,给反应性思想重作定向,并重建自稳均衡态。在这方面,反射性思想属于比反应性思想更高级的序,适合于相对更高程度的学习。
但是,反应性思想的保守力具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影响,使得反射性思想趋于具有反应性思想所要求的重复性和可预测性。这样,反射性思想潜在高级别的学习序便被拖回到机械的封闭状态,尽管是在一个功能更复杂的水平上。在某种深层结构意义上,只有更高级别的序过程才能使该系统保持开放。这个序过程便是玻姆所称的智力[12]。
智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知觉域不受任何已确立的反应性/反射性思想模式制约。具备这种品质的心灵能在其全部操作范围内辨认功能范畴或非功能范畴是否存在,从而在任何时刻都能确定上述范畴有关还是无关。玻姆说,“非此即彼”的逻辑驾驭着知觉和经验进入机械的自反性,而心灵则能巧妙地摆脱着此种逻辑的主宰。
智力的深层来源是某种未知与未定义的总体,一切知觉均发端于此。在心灵的智力运作中,跟一切方面“适合”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这是一种艺术运动。这种艺术运动合乎20世纪物理学揭示非生命世界深层结构不可分性的各种发现,也合乎人类经验的各个基本侧面[13][14]。于是,我们面对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自然界中未破缺且不可分的运动、人的经验与此运动的不可分性,以及在识别该运动中“适合”的不断变化着的意义对艺术和科学感受力的运用。这三者一起为所谓的艺术运动的世界观奠定了基础。艺术运动便成了一种统一心灵、经验与自然界的体-义一体的崭新世界观。如同其他世界观一样,艺术运动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然而,这种形而上学是对于世界观功能的强调,而非对于世界观内容的执着。因此,艺术运动世界观本质上是开放的,因为它暗含心灵与自然界在内容上质的无穷尽性。
我们可以看到:心灵是上述艺术运动当中以肉体脑与神经系统为依托的一个能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心灵的序就是这种艺术运动的序,它是跟自在之物的序相通的。玻姆把这种序称为隐缠序。我们可以从玻姆强调的隐缠序观念如何跟狭义和广义的艺术、全球经济以及他的对话观[15]相关联,来窥视心灵序的运作。
玻姆指出[16],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过于抽象,而且本质上是统计性的。他对此不满激励着他去寻求另一种观点,一种在某个意义上保持与日常经验世界联系的观点。他由此指出,量子理论的基础数学隐含着“一种运动,此运动中的每一事物,即任意特定的空间元,可具有拓展于整体的场,而该整体又把它(即场)卷入于其中(即每一空间元)”。玻姆说,对于这一过程的*佳类比是全息。在一张通常的照片中,对象与像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性;然而在全息中,“整个物体被包含于全息片的每一区域之中,作为波的一个图样被卷入,然后当光照射时,它又能被拓展出来。”
在卷入或隐缠的水平上,一切在拓展或显析序中看似分离与相对无关的事物,具有未破缺的内在相关性。玻姆把这一相关性称为相互参与性,并坚持认为,实在的任何侧面都没有免于相互参与性。我们关于意识的日常经验是隐缠序的直接展现。思想和知觉由此产生,创造出行动,并在世界中留下痕迹,随后卷回到意识之内,又在另一境况中或以另一形式,重新出现于个人或集体之中。
在人类的集体性意识中所展现的这种相互参与性,是玻姆对话观的基础。玻姆所倡导的对话旨在揭示我们思想过程的关联性,以及我们通过思想过程集体地产生片面实在的方式。玻姆认为,思想密切地参与到我们对实在的构建当中,同时又耍花招假装它并没有这么干。结果,僵化观点被知觉为深层真理。那是一种不稳定的组合,不过还是可以通过对话中所唤起的持续关注来化解。
对于相互参与性的探讨可扩展到人类事业的每一领域。例如,在经济领域中,必须理解“我们的物质来自土地并回到土地”这一事实,并知觉到“地球是一个家园”而非一系列彼此独立的经济单元。
此外,印象派与抽象派艺术为产生“新的感官知觉模式和新的想象形式”提供了可能。这些模式和形式跟隐缠序有直接的关联。
总之,人类心灵创造力的运作,关联于人类文化的更新。要为文化更新奠定基础,须有一种相当微妙的平衡艺术。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必须根据手头*好的经验和信息,把自己投入到某种观点中去,否则就得放弃辨别力、敏感性和常识。然而,这种投入不应抑制创造性领悟的发展,该领悟指向我们周围和心灵中变化着的实在;这种投入也不应凝化为个人或集体的*观点。
参考文献
[1] 洪定国:意识本性初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4期;再探意识本性,《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7期;复探意识本性,《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9期
[2][3] Donald Factor (ed.), UNFOLDING MEANING: A weekend of dialogue with David Bohm [M], Foundation House Publications, 1985
[4] 洪定国:D·玻姆的隐序观念简介,《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6期
[5] David Bohm,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M], Routledge, 1980
[6] J. Piaget, The Origin of Intelligence in the Child, Routledge and Kegan Parl, 1953; J. Piaget and B. Inhelder, The Child’s Conceptions of Space, Routledge and Kegan Parl, 1956
[7] David Bohm, The Special Relativity, Rountlegde, and Kegan Parl, 1957
[8][10][11][12][16] 洪定国译:戴维·玻姆著:《论创造力》,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年
[9] Owen Barfield, What Coleridge Though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1
[13] 洪定国:物理学的进展与分析序实在观的终结,《哲学研究》 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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